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成果，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加强需求统合，统筹增量存量，同步推进体制和机制改革、体系和要素重合、制度和标准建设，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逐步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
在我国，从来不缺少“兵民一体，兵民一家”的思想。古代历朝实施的“屯田戍边”就是“兵民一体”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又将“人民战争”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严重打击，缩短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当今，军民融合已成为国家战略，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军民融合有着其特殊的意义。如今讲军民融合，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偏颇的观点，认为和平时期，天下大同，该是“马放南山”的时候了。一说到军民融合，有很多人依旧抱着“军转民”的固有思路要求军用技术加速转化为民用。其实，当前的军民融合是双向融合，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最大程度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合力，发挥好军民融合对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支撑拉动作用，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综合效益最大化”。
然而，和平时期依旧要看清天下大势，并顺势而为。当今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既有多数国家要求和平发展的普遍呼声，也有某些为抑制中国强大不惜一战的战争叫嚣。中国是要维持和平发展的，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构建人类共同命运体”的重要战略思想，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赞同这一思想。有人将中国明确视为“战略竞争者”，将打压、围堵、遏制中国为己任，不断在我国周边制造所谓的“安全热点事件”，持续挑战我国国家安全底线和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
面对持续增强的国家安全压力，我们认为我国新时代军民融合更应该关注未来军事斗争，更应为可能的军事斗争做准备，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寄希望于那些好战的人变得仁慈。中国不主战，但不能不防战，更不能怯战。简单说，就是要来一场新时代的“屯田戍边”。其核心就是：和平时期在做好“守边固防”（包含发展与其对应的国防力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好经济，持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战时则以全民之力保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当然，这个转变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和平时期就未雨绸缪，为可能到来且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的发生，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这其中包括建立有效（能作到快速反应、有效应对、战之必胜）的国家防御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而不至于仓促应战，被动挨打。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
我们认为，现有的国防动员体系并不仅仅指兵员动员，也并不仅仅指建设几支预备役部队，而指的是全民战争的组织动员、资源保障、宣传动员等。这里，我们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一、存在的问题
（一）民众思想不适应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对于战争，绝大多数人只是在电影里、电视剧里、书本上看过。对于那种被侵略、被奴役、任人宰割的亡国之疼没有切身感受。长期的和平，客观上造成人们更加关注经济成长，更加关注个人发展，更加关注发家致富。大众对国防安全观念相对淡薄，或是认为与己无关。在这样的模糊观念状态下，一旦启动国防动员，从民众层面会有一定的思想阻力。
（二）组织能力不适应
目前，政府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都是按照和平时期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机关正常运行的通常标准设置的。应对战争模式的只有国防动员一个机构，力量单薄。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怎么先行？如何行？如何调集粮草？如何存放？如何运输？如何保障运输安全？如何分配？这是需要有组织保障的。对应今天的国防动员来说，就是国防动员的级别是什么？对应这个级别有哪些资源需要事先筹备？如何筹备？怎样安全储存？谁来负责筹备？费用渠道从哪里来？哪些资源可以临时征集？这些战时资源如何正确分配？如何快速运输？配套的组织体制是什么？管理层级如何安排？政府各机构如何协调运作？职责是什么等。这些单靠一个国防动员机构是无法完成的。
（三）资源保障能力不适应
战时的资源保障与经济建设时期完全不一样。经济建设时期完全是市场行为调配资源，而战时的资源征集与调配就涉及许多国家指令行为。如何较好地解决民利与国利的关系？如何行使国家权利保障战略资源并首先满足国家要求？法律上虽有安排，但很笼统，执行力差。而这样的转化制度设计，长期以来并没有研究透彻，要结合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深入研究。另外，现有国家基础设施中，军民都能保障使用的占比不大，如机场与港口、互联网与通信网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未雨绸缪。
（四）体系对抗能力不适应
现代战争的特点就某个方面来说是打信息战，不管是局部冲突、局部战争还是全面战争，信息战都始终贯穿其中，甚至先于枪炮爆发而“开战”。而在信息网络安全领域，在防护核心信息安全方面，在保护信息化指挥渠道方面，我们的弱势更加突出。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加强国家体系对抗能力的提前构建。
（五）国防教育手段与能力的不适应
目前，国防教育手法传统，手段较单一，受众面也狭窄，多数仅限于各学校和国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比美国，我国大众对国防的认知差异较大。我国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或支配，民众虽有“家”“国”概念，士大夫阶层（知识阶层）也还具备“家”“国”情怀，很爱国，可是具体到国防事业建设上，无论是建军队，还是修防御，均认为是国家的事情，完全与己无关。
美国的情况大有不同。美国民众更理解国防的概念，反过来说，政府与民众沟通国防安全问题更加容易且易于见效。目前，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大打贸易战，美国民众中虽有反对呼声，可多数人还是沉默了。特别是近些年来，美国政府打着“反恐”“正义”“维护民主价值”等名义接连发动了几场对外战争，尽管美国自己损失也很大，可国内民众都没有像反对越战那样大规模抗议。应该说，美国每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政府都需要对此做一番鼓动宣传，都要把自己描绘成正义的化身，这客观上无疑就是一次国防安全教育。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政府的国防安全教育还是比较有效的。
二、有关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提出装备“体系建设思想”，并指出：“要坚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结合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扎实推动国防科技和装备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还指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向重点领域聚焦用力，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水平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领域军民融合潜力巨大，要强化资源整合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优化配置增量资源，发挥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最大效益。”
故而，当下的军民融合、国家科技创新都应该优先保障强军、强国防的总体目标，并提出以下建议：
（1）明确军民融合大战略中的“民”为“军”服务的强军含义，包括在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重点领域应有所突破。
（2）运用系统工程思想，深入探讨战时动员体系及战时政府运行体系，并制定相应体制机制以进行切实保障。
（3）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军民两用程度，如机场、港口、交通运输、信息网络设施（含通信设施）等。
（4）做好重点战略资源的储备。
（5）加速体系化对抗侵略战争的能力建设，弥补短板。
（6）国防科技工业必须坚持“保军”思想，并放开眼界，博采众长，发挥优势，重点关注用新技术、新理念和新设计思想，形成更多有效的、高性能的国防安全产品，真正起到“国家安全基石”的作用。
（7）推广大国防概念（包含网络空间主权），国防教育要创新手法，要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并在各阶层广泛开展，以提高大众的国防意识、国家安全意识，而不仅仅是限于中小学、大中专院校。同时，教育宣传内容也需改进，不应只讲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割地赔款、外敌欺辱，我们还要讲保家卫国、保卫胜利果实，用自己的行动切实捍卫自己的幸福生活。
（8）鼓励“民参军”。欢迎民间资本、民间先进技术参与国防建设，打通运作机制，建立开放的国防装备工业体系。
（9）建立国防创新基金，重点投资基础预研及技术转化等。
来源：《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