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战设计是战争设计的内核，是通过“主动预测战争、设计谋划作战”来改变未来战争“游戏规则”的时代新方法。作战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创新思维的引领、前沿技术的预警和科学方法的支撑，需要汇聚军民融合伟力协同实施。
列宁指出：“不了解时代，就不了解战争”。以智能、绿色、泛在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蓬勃发展，新军事革命奇点临近，新战争质态加速演进，新战争实践持续发生，新军事理论孕育的条件日渐成熟。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是技术大融合时代，也是设计时代。设计作为人类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被赋予了新内涵，以“人+ 计算机”为基本模式，以“脑能 + 模型算法”为基本驱动，呈现设计主体多元化，设计手段多样化、智能化，设计产品多维化的发展趋势，以群体智慧集成和人工智能使能为标志的设计革命初现端倪，为人们预见未来、设计未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念和方法。
战争能推动时代的变革，而时代也在悄然设计战争。美军在近几场信息化局部战争中，作战设计的痕迹越来越浓，效果越来越好。同样，在离我们最近的被称为“微型世界大战”的叙利亚战争中，俄军通过成功的作战设计力挽叙利亚政府军于危难之间，叙利亚局势因俄军的成功介入走向了俄设计的轨道，宣告了俄罗斯由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的强势回归。作战设计是战争设计的内核，是科技革命、军事革命与设计革命融合的产物，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达成技战术突袭进而谋求战略突袭的方法论，是信息时代制胜未来的桥和船，是新时代亟需启动的重大课题。在军民融合创新伟力的推动下，作战设计理论的发展必将对我军未来建设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作战设计的本质内涵
作战设计是着眼打赢未来战争基于科技革命和战略需求，通过人工与机器结合、脑能与智能融合，对未来打什么样的仗、在什么样的时空和复杂环境下打仗、怎样打胜仗等问题的创造性构想和系统性谋划活动。作战设计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抢占制设计权谋求“先胜而后求战”的先胜权和夺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权。毛泽东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作战设计发端于科技革命和战略需求，形成于战争设计工程，实化为作战概念、作战构想、作战方案等，是设计革命在战争和作战上的特殊表征。
（一）作战设计始于战争形态的科学定位
对战争形态的准确定位是作战设计的原点，也是作战设计的基本依托。21 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极速推进，国家、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但又紧密联系的差异导致战争复杂性日益增强，战争形态呈现非典型性形态，传统战争特质和非传统作战手段并存的混合战争形态应运而生，呈现低烈度整体战的特征。其基本特点是：作战环境由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认知空间全面拓展，人心争夺战日益成为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交织进行，互为促进，融为一体；作战力量既有先进的机器人系统也有古老的人体炸弹，既有非接触的精确打击又有巷战的反复争夺，作战人员和民事人员一起上战场，智能手机、摄像机、脸书等新兴民用电子产品也能作为武器，对作战环境和战场态势产生间接影响和辐射效应。作战形式以传统和非传统等多种方式持续上演，呈现“一切皆为武器、处处藏匿敌人”的状态，既有大国及其联盟的直接军事打击，又有其扶植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还有通过舆论操纵和控制民众心理，诱导民众按照其意愿进行的民心操控战。
混合战争形态的出现，为作战设计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在设计作战时既要考虑传统作战环境、作战力量和作战手段的实际运用，同时，更要关照新兴作战环境尤其是信息环境，新兴作战力量尤其是复杂交织的非军事行为体和民众，新兴作战手段尤其是信息战、认知战等方式的综合运用，以及民事人员、国家法、国际组织等通过谈判、会议等方式对作战的影响。只有对混合战争背景进行深刻认识，熟谙其制胜机理并为我所用，才能真正设计出管用的作战样式、作战体系和作战概念。
（二）作战设计的逻辑起点是战略需求与科技革命的交迭与互动
作战设计的目标是预见未来，制胜未来，是以战略需求为基点，适度前瞻，时间轴线可分为近未来、中未来和远未来，如俄军在叙利亚战争的作战设计就是近未来的设计，是着眼俄当前和未来几年在叙利亚、中东地区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国家利益而进行终态倒推式设计。同时，俄军在设计叙利亚作战行动时注重了科技革命的引领作用和战略战术突袭作用，如世界上首个机器人连的使用，有人-无人系统协同作战的模式以及武器装备高低搭配的编队使用等等，推动俄军在整个军事行动中的突然性和高效率。
战略需求的提出需要政治智慧、战略眼光、系统思维、科学预见、未来洞见和颠覆创见，也需要基于科技革命的战略资源的统筹和综合实力的支撑。同时，科技革命要与战略需求接轨，才能符合实际、符合战略利益。如各个国家和政治集团的战略需求不同，对科技革命及其军事运用方向、手段和程度也不同，美军是全球战略，所以追求科技革命的全球领先，在军事科技上的投入和转化也远超世界其他国家；俄军是在地区战略格局基础上谋求全球存在，因此虽然很重视科技革命，但在投入上量力而为；我国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基于我国国情和战略需求，我们也更加注重科技革命及其转化，极力抓住以智能、绿色、泛在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窗口期，在由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战争中实现“范式”转移、“弯道超车”、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目标。因此，作战设计是以战略需求与科技革命的交迭与互动为逻辑起点，将科技革命成果与管理革命联姻，在设计革命的驱动下引发军事革命的方法论。
二、作战设计的功能
（一）作战设计是牵引战争准备的重要手段
武装力量如果能正确回答未来战争是什么样子并能按它的要求进行训练，就能对战争作出更好的准备。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军事力量运用，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既提出了总体目标，又提出了实现目标的能力需求，是对我军打赢未来战争的总体设计。在这一大背景下，如何基于传统作战力量和新型作战力量的耦合构建新型联合作战体系、涌现新质作战能力；如何增强新质作战能力对整个联合作战体系的贡献率，提高生成新质作战能力的时效性、效费比；如何运用基本作战形式开发新型作战样式和战法，形成对未来作战对手的“作战样式突袭”；如何着眼未来作战能力、新型作战样式和战法生成军事需求，落到军队建设实践，都是作战设计需要研究和谋划的范畴，需要我们构设“预判未来作战环境—创新作战概念—生成军事需求—指导军队建设”的闭合回路，开启作战设计引擎，推动战争准备的科学发展。
（二）作战设计是谋求技术与战术突然性之积的非对称优势的创新方法
战争史上，因战术突然性而克敌制胜者甚多，如中国古代蒙古铁骑的“闪击战”，因技术突然性出奇制胜者闻或有之，如 1941 年德军首次将奇特的“齐柏林飞艇”投入空战，使英国首都陷入“齐柏林大恐慌”之中，将两种突然性巧妙结合从而大获全胜者较少，它们通常仅在新的军事技术革命到来时才集中出现。美国海军近年来提出的“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就是基于技术突然性和战术突然性有效融合的作战设计范例。“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内涵是在广阔海域将 1-3 艘舰船组成的“水面行动大队”实施分散部署，增大敌方探测和打击难度，进而提高自身生存力、杀伤力；同时通过平台分散、火力集中对敌实施高效打击和摧毁，以消除“反进入 / 区域拒止”威胁，确保美海上优势。其实质是基于美军网络信息化技术优势和海上远距离的指挥控制、情报传输、打击引导和协调作战的能力优势，改变以航母战斗群为基本作战单元的大集群作战战术，采取以水面行动群为基本作战单元的分布式作战战术，实现“分散以保存自己，集中以消灭敌人”的新兴海上作战样式，并已上升为美海军的核心作战理论。究其原因，就是美海军为达成技术与战术突然性之积而进行作战设计的结果。这两种突然性的关系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多因素相乘。这就大大增加了战术因素和技术因素相结合的机会，它们的整体作战效能是“积”而不是“和”，其作战结果的绝对值，将是传统观念上依靠一种突然性的制胜效果难以相比的。
（三）作战设计是生成军事需求的基本途径，是军事管理革命的强劲引擎
世界新军事变革不仅是一场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体制的革命，也是一场军事管理的革命。美军“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系统”（PPBE 系统），就是通过对国防管理进行顶层设计，实现“基于威胁”向“基于能力”的转型。其实质是强调，明确未来敌人将可能如何作战，比明确敌人是谁、战争将在哪里发生更重要；愈是发展先进技术，愈要强调作战需求的牵引作用。军事需求是推动军事管理革命的动力之源，而作战设计通过对未来战争形态的科学预见，对未来联合作战体系和作战方式的构想，对未来作战能力模型的塑造进而科学生成军事需求，可见，作战设计是生成军事需求的基本途径，是军事管理革命的强劲引擎。
三、作战设计的主要形式
作战设计是思维革命与智慧集成的辩证统一，是战略需求与科技革命的辩证统一，是预见未来与牵引现在的辩证统一。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和战争需求，作战设计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概念层面的作战设计
概念层面的原始性创新是作战设计的最高境界。这种原始性创新主要是通过提出作战概念，描绘未来作战图景，或是提出一种作战思想，或是发明一项军事技术或武器装备，或是提出一种作战样式等等，颗粒度大，开拓性强。如美军的“全球常规快速打击”概念，设想冲突爆发后，美军使用常规战略武器实现“一小时打遍全球”的目的，依此构想开发了“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构建陆、海、空、天“四位一体”的远程打击体系。目的是通过概念创新牵引技术创新、组织形态创新和作战模式创新。
（二）构想层面的作战设计
即对未来作战方式方法的预测性构想设计，颗粒度较大，趋势性强。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军事技术和战略需求基础上，着眼武器装备的可能发展，根据技术决定战术的基本原理，从宏观上对未来战场环境、力量构成、作战方式方法进行的一种预测性构想。如美军“网络中心战”概念的提出，就是基于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对未来作战带来的影响提出来的构想性设计。近年来，我军作战概念创新也是层出不穷，从“光战争”到“三无”战争到“目标中心战”，都是基于技术发展趋势的一种构想性作战设计。
（三）筹划层面的作战设计
即对具体战场条件下作战活动的筹划性设计，颗粒度小，指导性强。它是根据具体的战场条件和要达成的战斗目的，对力量使用、战法运用、战斗行动等进行的筹划设计。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运用积极防御的机动战战法和阵中积极出击（零敲牛皮糖）的战法，将不可一世的美军及其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再一次创造了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军事史上的奇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种依据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作战设计，堪称筹划式设计的典范。
四、汇聚军民融合伟力协同实施作战设计，开启新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劲引擎
随着科技革命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发展，可以预见，凡是认知科学家、战略家、军事家能够想到的，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信息科学家就能够监视和控制。未来已来，信息化战争、智能化战争、光战争、生物战争、认知域战争等各种形态的战争将会混合登场。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只有坚持习近平主席关于“要坚定不移走军民融合式创新之路，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军事创新体系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实现两个体系相互兼容、同步发展，使军事创新得到强力支持和持续推动”的军民深度融合之道，才能以国家科技创新带动国防科技和军事装备建设，“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主动，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推动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的有效提升。作战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创新思维的引领、前沿技术的预警和科学方法的支撑，需要汇聚军民融合伟力协同实施。一是军民融合释放智力优势。创新需要更宽广更开放的土壤，只有军地携手，集军事专家、未来学家、系统工程专家、技术专家、软件专家和部队指战员的智慧，才能取得既前瞻未来又接地气的作战设计成果。二是军民融合聚合技术优势。技术决定战术，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颠簸不破的真理。算法决定战法，这是信息时代新的技术决定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爆炸性发展和融合使得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也推动着战争形态加速演进，只有深度融聚军民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迸发出地方技术创新优势和军队专业经验优势，进而把握未来发展大势。三是军民融合涌现方法优势。只有设计未来才能把握未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系统论的思维方法、工程化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研讨厅方法以及智能化方法的出现将人类的创新研究推向了新境界，结合我军自古以来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智慧，必将涌现出支撑作战设计的科学方法论，循环迭代产生科学的军事需求，牵引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新质作战能力的生成，提高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的贡献率，夺取制胜未来的主动权，为实现新时代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